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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: 每逢清明更思友——我与金惠忠同学交往的三段往事

  • 阿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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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发表于:2013/4/4 9:41:50
  • 来自: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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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逢清明更思友

——我与金惠忠同学交往的三段往事

 



金惠忠同学是我在上海中学读高中时的学友。他,中等个子,皮肤白皙,戴着一副不深不浅的近视眼镜,平时总喜欢剃个光头,他总会冷不防地从嘴巴里蹿出几句“冷幽默”、“冷笑话”,引发同学们相视一乐,甚至捧腹大笑。

他是我班有点“传奇色彩的人物”:在校时,大冬天的,他勇于光着身子洗冷水澡;1968年9月,他与徐汇区华光中学的一位张姓女生于同一天、乘着同一趟列车奔赴北大荒、又分在同一个连队、后成为她的妻子;在改革大潮中,他是我班“自己给自己管饭”的第一人。他给我班的同学们留下了很多令人难忘的趣闻轶事。他的英年早逝,使我班永远失去了一位富有个性特点的好学伴、好兄弟、好同志。

每逢清明更思友。在这个特别的时节里,我与金惠忠同学交往的旧事不断涌入我的脑海,其中有三段往事是永远挥之不去的……

一、“焚书无理”

金惠忠同学喜爱文学,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,还热衷于买书、藏书。我也是。由于同样的爱好,我们产生了共同的语言,交流也日渐增多。

记得读高一时,他家与我家都同属卢湾区,他家住在顺昌路,我家住在太仓路,彼此相隔不远。有一次,他邀请我到他家做客。他的父母很淳朴、老实、热情。他家不算宽敞,但是拾掇得很干净,最起眼的还是那个有点陈旧的书柜。金惠忠打开书柜,我咋一看,“哇,你有这么多书啊!”我不禁叫出声来。他的父母在一旁告诉我说,金惠忠从小就很节约,不乱花一分钱,我们给他去学校读书的车费、零用钱,他大部分用去买书啦……。金惠忠的藏书真可谓是种类繁多,琳琅满目,但是居多的还是文学一类的书籍。我拿起一套《李自成》,很忘情地看阅起来。金惠忠对他的藏书几乎都看遍了,非常熟悉,如数家珍。他告诉我,《李自成》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作者是姚雪垠,他是武汉大学的历史系教授,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……。他见我非常投入阅读的样子,说道:“这部小说我已经读过好几遍了,也收藏好几年了,你若喜欢,我就送给你吧。”我很高兴地“笑纳”了。出于君子之间的“礼尚往来”,我也回赠他一本秦牧写的散文集《花城》。后来我知道,尽管金惠忠“嗜书如命”,但只要同学、朋友、亲人喜欢,他就会慷慨地“以书相馈”,与大家愉快分享。

文革初期,社会上、校园里刮起了一股“狂躁风”,学生们揪斗“黑五类”、“横扫四旧”,一时间闹腾得鸡犬不宁。有一天,金惠忠与我从吴晗写的《海瑞罢官》谈论到姚雪垠写的《李自成》,很自然地问到了他送我的那套书。我犹豫了半天,很惭愧地说:“老右派写的书,肯定是大毒草,我已经将那套书付之一炬了。”金惠忠听罢,连连摇头叹息:“真可惜,太可惜啦,焚书无理啊!”

后来,我也看到了我送给他的那本《花城》,他用一张牛皮纸把书的外层包了起来,毫无污损,他在书上还作了自己大量的阅读批语。见到此,我的脸“刷”地一下子红了……

二、“我一定要入团”

1964年的秋天,我考入了上海中学。我记得我们班共有47人,其中绝大多同学在初中时就当过团支书、班主席之类的小干部,是共青团员的就有30多人。那时,金惠忠还是一个“非团”,自感有点落伍。

记得我班的团支部书记是李康琪,支部组织委员是张鼎芬。考入上海中学后,金惠忠同学就打了申请入团报告,团小组长陈小春是一位女生,她指定我当金惠忠同学的联系人。那时,我班团支部对每一个要求入团的同学都很关心,布置各个团小组要及时掌握申请入团积极分子的思想进步动态,具体的“谈心交流”任务自然就由团小组长陈小春与我这个联系人承担了。记得那时班上的男女同学是不会随便单独交谈的,说话的时候彼此不会看着对方的脸,只感觉到血流加速、心跳加快,这或许是青春期的某些“微妙心理”吧。所以,与金惠忠同学的谈话交心,基本上由我一个人操办了。

我刚接手与金惠忠同学交流思想那会,大概是彼此“太熟悉”或我“人微言轻”的缘故吧,他根本不将我放在眼里,有时还会冷嘲热讽,时不时地蹦出几句挖苦我的话。甚至有时候,他一边漫不经心地听我“洗脑”,一边笃悠悠地练他的毛笔字或写日记。我总觉得他的思想负担很沉重,牢骚满腹,自命不凡,我甚至觉得他是一块“无法撬动的巨石”,是我班最难剃的一颗头。就这样,记得有好几次彼此因话不投机,只得半途不欢而罢。

我产生了畏难情绪,遂向团小组长提出“另请高明”。我班团支部立即做我的思想工作,启发我不要“从高朝下看”,而应该“平起平坐”,并要学会“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”的办法,逐步解开金惠忠同学的心结。

我又鼓起勇气,经常找金惠忠同学交流谈心。我注意放下自己的“身段”,将自己的成长经历、父母的期望、自己的“活思想”,向金惠忠同学敞开心扉相告,他也是一个非常直率的人,他向我坦露了以下三个想法:其一、他在读初中时没有入团,主要是和班主任的关系闹僵了。其二、他的表现在班里不算落后,有些团员还不如他呢。其三、他就是这副模样、这个脾气了,随便团支部要考验多久,看着办好了!

我将金惠忠的“思想深处的想法”及时向团支部、团小组做了汇报,进一步得到了启发与支持。经过团支部(当然也包括我的辛劳)坚持不懈的努力,金惠忠同学有了很大的变化,对自己的入团动机有了进一步的端正。他坚定地表示:我一定要入团!我一定要实现自己的夙愿!

之后,金惠忠同学积极靠拢团组织,并经常主动地向团支部汇报自己的思想、积极争取帮助。他的进步日益明显: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强项,大胆提出自己的构想,把我班的墙报办得有声有色。他颇得同学们的信任和老师的欣赏,高一、高二两个学年都被同学们推选为语文课代表……

但是,老天不遂人愿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。1966年5月,正值我们高二学年,文革爆发了,一切党、团组织的活动都不正常了。一直到1968年9月7日(也即金惠忠同学生日的那天),他毅然决然地与我班的其他六位同学一起,奔赴北大荒(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),分配在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的四师三十六团三连,在农工排任战士。大环境变化了,而由于他那种“看不惯现状,总爱提批评”的性格,使他的入团问题一直没有解决,非常令人费解。但是他那种积极要求入团的强烈愿望与执着不渝的劲头,真让大家佩服不已。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,他在我班广大同学们的心目中早就应该是一名共青团员了。

三、“心不烦躁,死神不招”

人吃五谷,生病难免。话虽这么说,可是一旦“大病大灾”落到自己的头上可就难以驾控了。

从1999年到2001年,我连续失去了三个亲人:1999年4月,我的父亲病故;2000年1月,我的发妻因癌症去世;2001年2月,我的老岳父也因癌症去世。打击之大,我与家人痛心疾首,面对死亡的频频威胁,我真有点惶惶不可终日了。

自我离开上海中学许多年之后,我与金惠忠同学有一次偶遇。我与金惠忠同学相比,显得缺少了某些坚强、智慧与果敢。那是在1999年的7月,我的老岳父因患直肠癌住入上海肿瘤医院等待手术。他是华东电力设计院后勤食堂的事务长,平时手勤脑快,性格温和,见人总是微笑相迎。可是自从得了绝症,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,整天唉声叹气,面带愁容,沉默寡言。我们做小辈的,只能干着急,束手无策。某日下午,我到医院去探望老岳父。刚要上住院部楼梯,突然有人在我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下,我扭头一看,原来是金惠忠同学。

“老金,多年不见啦,你还好吗?”我急切地问他。

金惠忠没有直接回答我,而是反问我:“你来肿瘤医院干啥?”于是我将老岳父生了直肠癌,现住院等待开刀的事情告诉了他。

金惠忠又问我:“他紧张吗?精神状态好吗?”我只得将老岳父的真实状况告诉了他。接着,我问他:“你怎么也会来肿瘤医院?”

金惠忠很平静地说:“我也生癌了,我被检查出在淋巴上有……”我有点惊恐地说:“那你要特别当心了,要抓紧开刀,要抓紧化疗,要……”我感到自己有点“慌不择言”了。

想不到金惠忠很淡定地说:“我一切照常呀,检查、化验、打针、吃药,我乖乖地听凭医生折腾与摆布,我如常吃饭、睡觉、打拳、下棋,有空时去找医生、小护士吹牛……”

我听罢自感一阵轻松,也在金惠忠的肩膀上给予重重的一击:“老金,你还是这副德行,一点也没变!”

“本来就是生死由命、富贵在天嘛,死神专找胆小鬼!我胆大包天,啥事也不会有的……”金惠忠有点得意地说。此刻,我突然发现,站在我面前的金惠忠同学,比留在我脑海里的那个“他”明显地黑黝了,也消瘦了。

金惠忠提出要与我一起到腹外科病房去看看我的老岳父。于是,我陪同还穿着病号衣的金惠忠一起来到了我老岳父的病床前。我没想到仅仅三五句对话,他俩就很轻松愉快地攀谈起来了。这时,一个小护士进来叫我跟她去办公室拿化验报告。等我回到病房,我只听到老岳父高兴地说着:

“小金呀,你说的话太有意思了:心不烦躁,死神不招!我记牢啦!”

“哈哈……哈哈……”我终于听到了老岳父久违的笑声。之后,金惠忠同学还好几次打电话给我,问到我老岳父的病情。

2000年5月12日,金惠忠同学终因病重医治无效逝世。

当我将这个悲痛的消息告诉我的老岳父时,他也伤心地哭了……

金惠忠同学离我们而去了,永远地荣归天国了。他的英年早逝,对我们上海中学高二6班的全体同学来说,是一个难以释怀的遗憾与伤痛。但是,金惠忠同学的音容笑貌,他那种“豪爽与坚定、直率与执着、无畏与乐观”的可贵精神与高尚品德,就像一笔难以估量的巨大财富,永远地蕴藏在同学们的心坎里……

 

上海中学67届高二6班  李杰

写于2013年4月4日清明

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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